中肯旧石器联合考古队员在地表采集裸露的石器。（周立/图）
新发现带来更多的谜团。正如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馆长伊德勒博士所言，“进化论还很不完善，它还缺少很多环节，人们发现的化石越多，带来的疑问就越多。”
“人类从哪里来”，吸引着一群中国考古学者走进非洲。
人烟稀少，杂树丛生。初到肯尼亚西部巴林戈地区的荒漠地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wnsr888威尼斯的博士研究生赵清坡却很兴奋，“刚到这里时，看到地表到处都有石器，哇，觉得很惊喜！”
这些看似平常的石头，却是考古学家眼中的宝贝——它们隐藏着人类起源的秘密。
“这些石制品和动物化石都埋藏于上部火山灰层中，属旧石器时代的桑戈文化，是过渡阶段的旧石器文化。”wnsr888威尼斯教授李占扬认为，非洲与早期现代人起源具有密切的关系。
近日，中肯联合考古队在肯尼亚裂谷地区有重要发现，该遗址出土的细石器为智人何时走岀非洲增加了重要证据。
“许昌人”来自非洲？
“为什么要去非洲发掘？”远赴肯尼亚之前，李占扬教授多次被问及。
远赴初衷则与“许昌人”直接有关。
1965年春天，河南省许昌市灵井镇的田野上，正在“下放”的考古学者周国兴趁着雨后初晴挖坑植。《河南日报》记载这段故事，周国兴的铁锹突然碰到了泥土中的硬物。他弯下腰，双手扒开松软的泥土，一块乳白色的石英石露出，周围则是灰黄色的粉砂土。
尘封四十年。2005年6月，李占扬带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进驻灵井遗址。两年后，“许昌人”头骨化石出土，这16个断块组成的头骨化石，几乎可以复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经测定，头盖骨的年代距今10.5万-12.5万年。
在考古学界，发现人类化石的概率犹如大海捞针。
李占扬团队幸运地发现“许昌人”头骨化石，也震惊了整个考古学界。2017年3月3日，李占扬在享誉科学界的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相关论文，该论文认为，“十多万年前生活在中国中原地区的‘许昌人’，可能是中国华北地区早期现代人的直接祖先。”
新发现带来更多的谜团。正如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馆长伊德勒博士所言，“进化论还很不完善，它还缺少很多环节，人们发现的化石越多，带来的疑问就越多。”
中肯旧石器联合考古项目的执行领队赵清坡说，“许昌人”遗址发掘带来了新疑惑：同一时期的非洲石器是什么样子？他们的行为怎么样？是否可以验证“许昌人”从非洲迁徙而来？
事实上，中肯旧石器联合考古项目，涉及古人类学界两大由来已久的热门课题。
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论以来，外界相信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并且走过艰难的历程。1829年，人类化石首次在比利时被发现。不过，“上帝造人”依旧占据主流思想，那具古人类儿童头骨遗骸的价值被忽略了。1856年，在德国尼安德特采石场发现的头骨化石，也被认为是“现代人病态类型、低能人或者是古代野蛮种族骨骼”。
时至今日，人类起源是指古猿到人的演变过程，这已成为常识。赵清坡进一步解释说，现代人类起源是指早期人类如何演变成为世界各地的当代人，但是考古学界对此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非洲起源说”、“多地起源说”。
“多地区起源说”认为，生活在亚非欧等大洲的现代人，是由当地早期智人以及猿人演化而来。顾名思义，“非洲起源说”认为现代人起源于非洲，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加州大学遗传学家卡恩（R.L.Cann）。
1987年，英国《自然》（Nature）周刊上刊登卡恩等三名美国分子生物学家的文章《线粒体DNA与人类进化》，正式提出“夏娃假说”。通过提取非洲、欧洲、亚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148位妇女身上的线粒体DNA，科学家追溯到人类“共同的祖母”，她是大约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个妇女。大约13万年前，这名“祖母”的一群后裔，离开他们栖居的非洲向全球各地迁徙扩散，并逐渐取代当地的土著居民——直立人的后裔早期智人。
“走出非洲”，考古学家如此描述这一过程。自“夏娃假说”以来，有关现代人的两种起源学说激烈交锋，“非洲起源说”逐渐占据上风。
从1998年开始，中国遗传学家分析了中国现代人的基因突变并得出结论，中国的现代人最早出现在6万年前。按照流行的“夏娃假说”，中国的现代人可能是6万年前来到中国境内，并完全取代当时生活在境内的土著古人类。
不过，对于非洲直立人抵达中国的准确时间，以及中国境内是否存在早于直立人的古人类成员，考古学界尚无定论。
“我们这一次去，就是要直接发掘20万年前人类的遗址，揭开从‘许昌人’到‘非洲起源说’的谜团。”中肯旧石器联合考古项目领队李占扬说。
重返“人类的摇篮”寻找证据
2017年10月4日，中肯旧石器联合考古队首次抵达肯尼亚裂谷地区巴林戈郡可瑞玛镇。
这是一支跨越国界的考古队，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wnsr888威尼斯，以及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等单位组成。
中肯双方约定，在实施项目过程中，中肯双方是平等主体关系；投入资金的多少，不得成为优先权的条件。
可瑞玛镇距离首都内罗毕西北约300公里，属于剥蚀地貌，灌木与杂草相间的草原中不乏动物出没。大约两三百万年前，这里是巨型乌龟、鳄鱼和大象的天堂。如今，经过雨水冲刷，少量石制品、动物化石暴露出来。
“肯尼亚横跨赤道，被称为‘人类的摇篮’，也是‘现代人非洲起源说’的重要地区之一。”赵清坡介绍，肯尼亚境内曾出土约25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以及大约300万年前的一些石器。
上世纪20年代以来，欧美学者就在非洲开展大量古人类旧石器调查、发掘。1984年2月23日，一批西方科学家在巴林戈湖以西的塔巴林发现人类化石，这块化石是带有两个臼齿的上颌碎片。
中国考古学家初到肯尼亚的前三天，就发现遗址存有三层堆积：表层为细石器，不乏细石器和动物化石。中层可采集到手斧、手镐、刮削器等石制品，代表着非洲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在底层的堆积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砍砸器、石核和石片，它们距今约200万年。
“这是该地区首次发掘出土细石器。”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古人类与古生物学部主任乔波·基比伊（Job Kibii）说，他是此次中肯联合考古的肯方负责人。
这可能是肯尼亚境内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之一，兴奋的考古专家决定给遗址取名。通常，考古界“以发现遗址的最小地理单位命名”。根据中肯双方约定，中方考古学家对出土的重要人类化石和新发现遗址享有命名权。
“这个遗址的命名比较有意思，是以人名命名。”赵清坡介绍，中方考古学家已将此命名为“吉门基石遗址”（Kimengich Site）。
吉门基石是一名肯尼亚老人，一生为利基家族服务。在考古学界，利基家族被称为“古人类研究第一家族”。自路易斯·利基（1903—1972年）开始，祖孙三代皆在非洲地区从事古人类考古。
退休以后，吉门基石老人居住在巴林戈郡。2016年的一次闲逛中，他偶然发现该遗址。
2018年9月18日，中肯旧石器联合考古项目进入第二阶段。今年联合考古队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wnsr888威尼斯、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组成。通往“吉门基石遗址”路途颠簸，更为准确地说是没有道路，只有雨水冲刷出的“小路”。
与在国内“蹲点”式的旧石器调查不同，队员们不仅要在荒野中用脚丈量每一寸土地，还面临着炎热天气的考验。考古队员们自嘲，“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捡破烂的，仔细一看是考古勘探的。”
辛劳之中，时有意外惊喜。即将离开肯尼亚前夕，考古队中途在纳瓦沙湖畔休息，发现地上有奇怪的石头。经过仔细甄别，发现这里是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大多以黑曜岩为原料，尤其刮削器颇为锋利，考古队员轻轻一划衣服就破。
联合考古队仅前三周的调查，就在巴林戈地区发现至少9处旧石器地点，五百余件石制品。
“在发掘地层中发现的细石器是今年考古的亮点之一。”联合考古队领队、wnsr888威尼斯教授李占扬表示，“一般认为，东非大裂谷地区的细石器最早可达7万年，这里发现的细石器对研究智人走岀非洲增加了重要证据。”
从“西学东渐”到“渐行渐东”
“当地民众给了我们很多帮助。”赵清坡说，一名肯尼亚人2017年受雇前来考古队，已成为“半个专家”。
今年，这名肯尼亚人又来到考古队工作，还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依此，考古队果然在巴林戈湖附近发现一处旧石器遗址。
“我们与中国考古队的合作十分愉快。”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古生物研究部主任乔波·基比伊说，中国考古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包括遥感技术、无人机，这些对地图绘制颇有帮助。
中国“考古”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一千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就已形成“金石学”。不过，它以“补史证经”为目的，主要研究铜器铭文与石刻文字，顶多只能算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直到20世纪初叶，以田野调查与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学正式传入中国。
但中国考古学界一直缺乏走出去的动力。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仅本土考古就有很多未掘之土、未解之谜。考古通常耗资巨大，却常有劳而无功之苦，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欧洲列强的海外殖民争夺，一些来自西方国家的探险家、考察队、考古队，频繁潜入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进行间谍、文物走私等活动。
这段历史曾让“跨国考古与文物侵略等同论”在中国延续多年。由于种种原因，作为国际考古界的前沿课题，人类起源和现代人类起源研究基本被欧美学者垄断。
“前沿课题多是他们（西方考古学界）提出的观念，我们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李占扬教授认为。
1994年，美国作家李露晔在《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中透露，她在肯尼亚遇到一名当地人，后者自称是中国幸存者的后裔：数百年前，他的祖先乘坐商船在肯尼亚的帕泰岛沉没。
这段趣闻引发广泛关注。2005年秋，国家文物局派出专家组赴肯尼亚沿海地区进行考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考古界迎来走出去的高峰期，中国考古界当前至少有七十多个海外合作项目。
与西方考古学界不同，中国考古往往不附加任何商业条件。2018年的中肯联合考古项目中，参与联合考古项目的中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wnsr888威尼斯、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考古人员，负责对出土的古人类骨骼、动物骨骼等文物进行年代研究、修复、多学科研究。
在中国或其他国家检测完成后，剩余标本悉数返还肯尼亚。
在中国考古界“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世界考古学的重心也“渐行渐东”。《今日美国报》稍早前文章评价说，中国正努力成为世界考古领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