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绝密计划:脑控、致幻剂与离奇死亡

文中提及的MK Ultra计划,是指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统筹的一项人类思想控制试验计划。该计划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至1953年被正式认可,1964年缩减规模,1967年进一步削减,并在1973年正式停止。中情局解密文件显示,计划中使用了许多化学、生物和放射性方法来测试如何借着操纵人们的心理状态,进而影响大脑功能,包括暗中给予药物和其他化学物质,催眠,感觉剥夺,隔绝,辱骂和,以及各种形式的酷刑 。

MK Ultra计划中许多实验以LSD(D-麦角酸二乙胺)作为研究主体。基于中情局已知LSD能扭曲或剥夺服用者对现实环境的认知,他们希望进一步试验该药物能否影响一个人的忠诚度,使当时冷战期间的苏联间谍能违反自己的作战意愿,拒绝服从雇主。1953年,MK Ultra正式开始在精神病患者、囚犯、瘾君子和身上进行试验。其中一个研究个案中,一位肯塔基州精神病患者被喂食LSD长达174天。除了以上反抗能力较弱的社群外,后来亦在中情局雇员、军人、医生、一般百姓身上测试服后反应。但大部分受试者事前都不知情。

1953年11月的某个寒冷凌晨,曼哈顿第七大道上方的某扇窗子碎掉,几秒之后,一具身体掉落在人行道上。斯塔特勒酒店的门房吉米一时惊呆,之后他转身跑进酒店大堂,大喊道:“有人跳楼了!有人跳楼了!”

夜班经理在黑暗之中环视这座巨大的酒店。不多时,他发现一个房间的窗户洞开,窗帘翻飞。这间房间就是1018A,入住登记卡上有两个名字——弗兰克·奥尔森(Frank Olson)和罗伯特·拉什布鲁克(Robert Lashbrook)。

警察持枪进入了1018A房间,但房内空无一人、窗户大开。他们将浴室门推开,发现拉什布鲁克坐在马桶上,双手抱头。他说,他之前一直在睡觉,然后“被某个声响吵醒了”。

夜班经理之后回忆道:“我从业多年,从未遇过这种事情——有人半夜醒来,仅着内衣在黑暗的房间里穿行,避开两张床,冲向百叶和窗帘紧闭的窗户。”

夜班经理离开房间,回到大堂,出于直觉询问接线A房间最近是否有呼出电话。她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透露还曾偷听谈话内容——此种做法在那个时代十分常见,因为酒店的电话都是经由总机转接过去的。

她说,房间里有人曾拨了一通去长岛的电话,该号码在电话名录上显示归属于著名医生哈罗德·艾布拉姆森博士(Harold Abramson)。他还有并不那么为人所知的身份——LSD专家及中情局(CIA)医学合作者之一(LSD即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D-麦角酸二乙胺,一种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能造成使用者4到12小时的感官、感觉、记忆和自我意识的强烈化与变化,可作化学武器使用,译者注)。

对于亲临现场的第一批警员来说,他们见过了太多人间悲剧,这不过是其中一起——沮丧不安、心智失常的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死者和另一个生者都曾是帮助指导美国政府最高机密项目的科学家。

第二天一大早,与奥尔森比较亲近的一位同事驱车前往马里兰州,将这一噩耗告知死者家属。他跟爱丽丝·奥尔森(Alice Olson)及三个孩子说,弗兰克从酒店窗户“坠落或跳楼”身亡。他们自然震惊无比,但除了接受这一事实外也别无选择。

考虑到尸体状况,家属将不被允许看望遗体,爱丽丝对此说法也并未提出异议。尸体被放入一个密闭的棺材出殡。至此,这桩案子似乎已经划上了句号。

然而,数十年之后,在令人震惊的披露之下,奥尔森之死似乎又有了截然不同的说法。首先,CIA承认,奥尔森死前不久,其同事曾邀他参加聚会,并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让其服下LSD。

后又证实,奥尔森曾谈及离开CIA,并告诉过妻子他犯下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对立证言也逐渐浮现——奥尔森对工作深感不安并意图辞职,导致其同事认为他是个风险因子。所有这一切,将他引至1018A房间。

二战时期,弗兰克·奥尔森作为第一批科学家之一,被派往位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德特里克堡的美国秘密生化实验室工作。在那儿,奥尔森开始与一些同事并肩工作,正是这些人伴随了他的整个秘密职场生涯。其中一位就是哈罗德·艾布拉姆森,其他还包括被带到美国参与秘密任务的前纳粹科学家们。

有一段时间,他们曾研究气溶剂技术——将细菌或有毒物质以雾状投向敌方,并对此种攻击做出防护。之后,奥尔森见了曾在欧洲试验“真话药”的美国情报官员。

奥尔森于1944年退伍,但仍以平民身份留在德特里克堡,并继续进行空气生物学研究。他曾数次造访与世隔绝的犹他州杜格威试验场,此处曾用来测试“活性生物病原体、军需品和气雾剂产品”。他与别人合著了一份220页的学术研究论文,名为“实验性空气传播感染”,描述了“强感染性病原体空气团”实验。

1949年,他前往加勒比海地区参与“治理行动”,该项目测试动物面对有毒气团的脆弱度。第二年,他参与了“海上喷雾行动”,在旧金山附近释放炭疽样的灰尘。他定期前往泰瑞港口——这是棕榈岛上的一个秘密军事基地,位于长岛东端,用于测试有毒物质,因地理位置偏远,可避免有毒物质侵袭美国大陆。

正是这时,高级军队和CIA官员开始深深忌惮苏联在微生物武器军备上的进展。这种担忧导致了特别行动部门的成立。关于其工作内容的谣传在各机构和实验室流传。奥尔森是在晚上和同事约翰·施瓦布(John Schwab)打牌时了解到此机构。但他所不知道的是,施瓦布曾经是该机构的首任长官。他邀请奥尔森加入,并立即得到了肯定答复。

不到一年,奥尔森作为施瓦布的继任者,成为了该机构的负责人。他的工作描述模糊不详却又具诱惑力:收集“部门需要的”数据,“尤其是医药生物方面的”,协调“与其他相似或相关联机构”的工作——这是指CIA。

据某项研究,奥尔森的专长是“生物细菌在空气中的传播”。“奥尔森博士发明了一系列便携手持的致命气溶胶,被仿造成剃须膏和防虫剂的样子。它们含有葡萄球菌肠毒素,这是一种有严重危害的食物毒素;更致命的是委内瑞拉马脑脊髓炎病毒;最致命的是炭疽……他正在研制的其他武器还包括瞬间释放致命毒气的打火机、接触皮肤即会致命的口红、可以让哮喘患者诱发肺炎的小巧喷雾剂。”

1953年初,因工作压力太大导致溃疡加重,奥尔森辞去特别行动部负责人的职务(那时他已经加入了CIA),但他仍待在该部门。依据官方说法,特别行动部隶属于军队,但实际是隐藏在军事基地里的一个CIA研究点。在这里,他认识了西德尼·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和副手罗伯特·拉什布鲁克。这两位科学家将要主导一个代号为MK-Ultra的CIA绝密计划。

戈特利布是CIA的毒药制作负责人。20多年来,他见证了成百上千人在医学实验和“特殊审问”项目中备受折磨,许多人因此精神失常。这个过程中,CIA有种执念——一定存在能控制心智的方法,一旦找到就能控制全世界。

MK-Ultra就是这样一个尝试控制心智的绝密项目,其常规做法是将LSD用于“可消耗”的实验对象身上。戈特利布想要弄清人体能承受的LSD最大剂量。他想知道是否存在一个临界点,在大剂量之下,人类心智和意识会被冲洗干净,留下一片空白,将新的意识冲动甚至全新的人格植入其中?

在德特里克堡的实验室里,奥尔森主持的实验包括给动物放毒气或下毒。这让他心神不安。他的儿子艾瑞克后来回忆道:“他每天早上去工作,然后看到成排的死猴子。这让他很痛苦。他不是适合干这个的人。”

奥尔森也见证过人类在实验中被折磨。尽管他不是施害者,但他在几个国家里都观察并监控了此种折磨过程。

一项研究称,“德国的CIA安全屋里,奥尔森频繁见证惨无人道的可怕审讯。那些因疑似间谍或泄露机密而被拘押的‘实验品’,在各种实验中被审讯致死。手段包括药物、催眠和酷刑,实验目的是掌握洗脑技术和抹除记忆。”

1953年的感恩节来临之际,奥尔森接到了邀请,于11月18日星期三前往马里兰州西部的深溪湖畔小屋参加聚会。这次聚会是戈特利布每几个月就组织一次的聚会之一。正儿八经来说,这是两大组织的碰头:执行MK-Ultra的、技术服务部门的4位CIA科学家和化学部队特别行动部门的5名军方科学家。

事实上,这群人因工作联系紧密,已联结成一个小团体。在探寻重大机密面前,他们戮力同心。这种聚会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可以在一个放松的环境中讨论项目、交流想法。

这次聚会的第一天相安无事。星期四晚上,所有人一起用了晚餐,饭后喝了一轮酒。拉什布鲁克作为戈特利布的副手,拿出一瓶君度,为所有人倒酒。包括奥尔森在内的几个人都喝得十分尽兴。20分钟后,戈特利布问是否有人感到异样。有几个人说确实如此。随后他告诉他们酒里被偷偷掺入了LSD。

大家对此消息并不安之若素。即便在扭曲的状态下,这些人也都心知肚明他们喝进去了什么。奥尔森的变化尤其强烈。

据奥尔森的儿子艾瑞克说,他变得“暴怒不已,很难将事实和虚幻区分开来。”不过很快,他们所有人就被带入了一个虚妄世界。戈特利布后来汇报说,他们“吵吵嚷嚷、大声笑闹,无法继续正常聚会,也难以进行理智对话。”第二天早上,他们的状况才稍好一点。聚会不欢而散,奥尔森返回弗雷德里克。当他抵达时,他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第二天清晨,也就是11月23日,奥尔森早早来到德特里克堡。他的上司文森特·如韦(Vincent Ruwet)很快也到了,同样状态不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服用”LSD已经超过4天了。如韦事后称这是“亲身体验过或想象中最恐怖的经历”。

奥尔森开始大量倾吐怀疑和恐惧。如韦后来回忆道:“他似乎焦虑不安,问我是该炒了他,还是自己请辞。”他努力安抚奥尔森,向他保证他的工作很出色,且公认如此。慢慢地,奥尔森被说服,认为辞职过于极端。

这时,MK-Ultra项目已进行了7个月。这是政府的最高机密之一,就像奥尔森加入特别行动部门时被告知的那样,安保措施“紧之又紧”。差不多只有二十来个人知道该部门的真正目的。参与深溪湖聚会的9个人中,有些被偷偷下了LSD。现在其中一人似乎已失控。对于相信MK-Ultra项目的成败可能决定美国和全人类命运的人来说,这并非小事。

奥尔森在德特里克堡待了十年,对特殊行动部门的机密知道得八九不离十。他多次前往德国并从海德伯格和柏林带回了一些照片,而美军在这些地方仍继续运行秘密审讯点。

1951年8月16日,在法国的圣埃斯普里特桥村庄,全村200多名居民变得歇斯底里、神志失常,并有数人死亡。奥尔森和其他几位特别行动部门的科学家当场见证了这一切。原因后被定为麦角菌中毒,而麦角菌是LSD的成分来源。也许最具威胁性的是,如果美国军方在朝鲜战争中确实使用了生化武器(有间接但无确凿证据),那奥尔森肯定知情。他可能会揭露他所见或所做的任何事情,这种可能性令人恐惧。

奥尔森的朋友和同事诺曼·库诺耶(Norman Cournoyer)后来提及:“他极为坦诚,敢于吐露他的想法。他毫不在意,任何时候都敢于直言……我敢肯定,这就是让他们畏惧的地方。”

奥尔森的疑虑逐渐加深。1953年春天,他造访了位于英国威尔特郡波登当的微生物研究中心,该中心为最高机密,政府的科学家在此研究沙林毒气和其他神经毒气的影响。5月6日,一位20岁的士兵主动请缨,作为沙林毒气的实验对象。一开始他口吐白沫,之后痉挛不已,于1小时后死亡。之后,奥尔森和帮助主导该项研究的精神病学家威廉·萨甘特(William Sargant)谈起他的不适之处。

一月后,奥尔森返回德国。根据后世推测,在该段行程中,他还“到访了德国斯图加特附近的一个CIA安全屋,在那里他目睹了人们痛苦地死于他制造的武器”。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巴黎停留后,他返回英国并再次拜访萨甘特。

在这次会面后,萨甘特立即撰写了报告,提到奥尔森“对德国CIA安全屋的所见所闻深感不安”,并“显露出了公开这些景象的征兆”。他将这份报告呈给上司,并知晓这份报告会由他们上报至CIA。萨甘特后来说:“有些共同利益是需要保护的。”

服用LSD 的5天后,奥尔森仍然有些不在状态。他在特别行动部门的上司如韦打电话给戈特利布报告此事。戈特利布请他安排和奥尔森的谈话。戈特利布后来证实,谈话中奥尔森似乎“在某些思维方面困惑不已”。他立马做了决定——奥尔森必须被送往纽约,由和MK-Ultra项目联系最紧密的医生哈罗德·艾布拉姆森(Harold Abramson)博士接手。

爱丽丝·奥尔森被告知,选择艾布拉姆森的原因是她丈夫“不得不去看医生,而这位医生同样经过安全调查,因而可以畅所欲言”。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但艾布拉姆森不是精神病学家,而是MK-Ultra项目同谋。戈特利布知道艾布拉姆森首先是对MK-Ultra忠诚的,或按他的话来说,是对美国安全忠诚的。这让他成为了探究奥尔森内心想法的理想人选。

奥尔森告诉艾布拉姆森,自从深溪湖那次聚会后,他就没办法好好工作,既不能集中精力,也忘了如何拼写,甚至夜不能寐。艾布拉姆森试图安抚奥尔森,这让奥尔森后来似乎放松了下来。

距离奥尔森“被服用”LSD已过去一周。他计划回家享用感恩节晚餐。见过艾布拉姆森后的第二天,他在拉什布鲁克和如韦的陪同下登上了去华盛顿的飞机。一位MK-Ultra同事前去接机。如韦和奥尔森坐上了开往弗雷德里克的汽车。他们刚启程,奥尔森就改变心意要求停车,并对如韦说他感觉“没脸见妻子和家人”,因为他自己“一团糟”。

如韦建议奥尔森返回纽约,在艾布拉姆森那儿继续另一阶段的治疗。奥尔森同意了,于是他们乘坐出租车前往长岛,艾布拉姆森周末都住在那里。艾布拉姆森和奥尔森待了一小时,又和拉什布鲁克待了20分钟。

第二天早上,艾布拉姆森、拉什布鲁克和奥尔森驱车返回曼哈顿。艾布拉姆森在58号大街的办公室里给奥尔森做治疗时,说服他志愿前往马里兰州疗养所修养。奥尔森和拉什布鲁克离开后,去往斯塔特勒酒店登记入住,房间号是1018A。

在酒店用晚餐时,奥尔森告诉拉什布鲁克他非常期待去疗养院。他还仔细思考了将要读的书。拉什布鲁克后来说他“几乎恢复到了实验前我认识的那个奥尔森博士。”两人返回房间。奥尔森在水池里洗了袜子,看了会电视就睡觉了。

每个特勤局都需要专门清理烂摊子的官员。在20世纪50年代的CIA,这些官员在安全办公室里为谢菲尔德·爱德华兹(Sheffield Edwards)工作。在弗兰克·奥尔森死后的数小时到数天里,他主持的后续清理行动堪称高效典范。

爱德华兹在CIA以冷静自信闻名,他宣布了清理行动的进行方式。首先,说服纽约警方不进行调查,并配合他们误导媒体。其次,为拉什布鲁克编造一个虚假的职业生涯——一个“传奇”。作为唯一的证人,拉什布鲁克将受到调查人员的讯问,无论如何都不能暴露他为CIA工作的实情,更不用说参与MK-Ultra项目了。第三,必须通知奥尔森的家人,做好安抚工作,让其保持合作。

当爱丽丝在马里兰的家中得知丈夫的死讯时,拉什布鲁克正在纽约的1018A房间欢迎CIA派来的人。来的人只有一位。在内部报告中,他被称为“特工詹姆斯·McC”。后来,他的身份被确认,是美国政治史上的脚注、水门事件的窃贼之一詹姆斯·麦考德(James McCord)。麦考德以前是FBI特工,专门从事反情报活动。混淆警方调查方向是他的专长之一。

11月28日拂晓前,麦考德接到爱德华兹的电话后就立即采取了行动。他乘坐首班飞机去了纽约,大约于早上8点到达斯塔特勒酒店。他花了一个小时询问拉什布鲁克,然后在上午9点半左右建议他按照警方要求去贝尔维尤医院的太平间辨认奥尔森的尸体。拉什布鲁克不在的时候,麦考德仔细搜查了1018A号房间和附近房间。

中午过后不久,拉什布鲁克回到了酒店,麦考德正在那里等着。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拉什布鲁克打了一系列电话。其中一个是打给戈特利布的。挂断电话后,他告诉麦考德,戈特利布让他去艾布拉姆森的办公室拿一份报告并亲手带回华盛顿。拉什布鲁克乘午夜的火车将此报告送到华盛顿。纽约的CIA安全官员负责料理其他细节。负责调查的警探得出结论,奥尔森死于“跳楼或坠落导致的”多处骨折。这成了官方说辞。

尽管掩盖事实的行动十分成功,但奥尔森的死对CIA来说几乎是一场灾难。它几乎威胁到了MK-Ultra项目的存在。

对于戈特利布和他在CIA的上司来说,这本应该是一个反思的时刻。鉴于这起死亡事件,他们本应考虑终止精神活性药物的进一步实验,至少不再用于不知情的受试者。然而,他们继续进行,仿佛奥尔森之死从未发生过。

1975年6月12日,《》报道了一名军方科学家被CIA下了LSD,反应过激以致从纽约一家酒店的窗户跳楼。这个与耸人听闻的毒药、死亡和CIA相关的故事,激起了人们的好奇。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记者们连珠炮似地向CIA询问更多细节。奥尔森一家在自家后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爱丽丝读了一份声明,说他们决定“可能会于两周内向CIA提起诉讼并要求几百万美元的赔偿”。她坚称丈夫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没有丧失理智或生病”,但“非常忧郁”,而且“说过他将辞职”。

她说:“1953年以来,我们一直努力把弗兰克·奥尔森的死理解为莫名其妙的‘自杀’,死亡的线年。”

除了宣布起诉CIA外,奥尔森的家人还要求纽约警察局展开新的调查。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罗伯特·摩根索(Robert Morgenthau)立即回复,承诺他的办公室将开始“调查此案的某些方面”。

奥尔森家人宣布起诉CIA后,白宫拉响了警报。如果允许提起诉讼,相当于给这家人以及纽约的凶杀案侦探提供了工具,一种可以用来强制披露深层机密的工具。福特总统的幕僚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和他的副手迪克·切尼(Dick Cheney)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切尼在一份备忘录中警告拉姆斯菲尔德,诉讼可能会迫使CIA“披露高度机密的国家安全信息”。为了避免这场灾难,他建议福特公开“表示遗憾”,并“表示愿意亲自见见奥尔森夫人和孩子”。

福特听从了助手们的建议。他邀请爱丽丝和三个成年子女来到白宫。1975年7月21日,他们在总统办公室会面。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历史时刻:美国总统唯一一次召见惨死的CIA官员的家人,并代表美国政府道歉。后来,他们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的CIA总部会见了CIA局长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他为一件“本不该发生”的“可怕事件”道歉。

科尔比说:“那个年代,我们有些人失了控。他们太过分了。当时的监督管理存在问题。”

白宫律师愿意向奥尔森家人支付75万美元,以换取他们放弃法律诉讼。一番犹豫过后,他们接受了。国会通过了一项特别法案以批准这笔款项。如果弗兰克·奥尔森在坟墓里保持沉默,这个案子就可以结案了。

在奥尔森的葬礼上,戈特利布曾告诉悲伤的亲属,如果他们想问“发生了什么”,他很乐意回答。20多年后,也就是1984年底,他们决定接受这一提议,并打电话约定见面时间。当爱丽丝、埃里克和尼尔斯·奥尔森(Nils Olson)出现在戈特利布家门口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如释重负。

戈特利布说:“我很高兴你们没带武器。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你们都走到这扇门前,朝我开了枪。”

埃里克大吃一惊。后来,他惊奇于戈特利布操纵人心的手段。“我们还没进门,就已经开始向我们道歉并让我们安心。这种扭转立场的方式聪明而圆滑。”

他首先告诉了这家人1953年11月19日在深溪湖发生的事情。他说,给奥尔森等人服用LSD是实验的一部分,以观察“如果一个科学家被捕并被下药会发生什么?他会泄露秘密研究和信息吗?”然后他开始谈及奥尔森。“你父亲和我很像,”他告诉埃里克。“我们都是出于爱国之心。但我们都做得有点过头了,做了一些可能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戈特利布最坦白的一次。他不愿透露MK-Ultra项目在哪些方面“有点过火”,也不愿透露他和奥尔森做了哪些“可能不应该做”的事情。他也不会对奥尔森之死前后矛盾的说法提出质疑。当埃里克追问他时,他反应激烈。

当这家人起身准备离开时,戈特利布把埃里克拉到一边:“显然,你父亲的自杀让你很困扰。你有没有想过加入为父母自杀的人开设的治疗小组?”埃里克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来,他一直对父亲的死感到困惑和沮丧。直到与戈特利布见面之后,他才决心将探索真相置于生活的中心。

他说:“我当时没有信心去怀疑这一切,以致我忽视了他的伎俩,但当他提出治疗小组的建议时——那一刻他管得太宽了,在那一刻,我明白了戈特利布多么想平息我的情绪。也就是在那一刻,我决定要证明他在谋杀我父亲的过程中扮演了某种角色。”

埃里克·奥尔森又等了10年,直到他母亲去世才采取下一步行动:安排挖掘他父亲的遗体。1994年6月2日,在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林登山公墓,几名记者站在他旁边,一台挖掘机正在翻土。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法医病理学家詹姆斯·斯塔尔斯(James Starrs)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检查奥尔森的尸体。完成后,他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报告说,体内毒素的检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然而,伤口形状很奇怪。受害者的头或脖子上没有发现玻璃碎片,这与他从窗户跳下的前提不大一致。最令人费解的是,据说奥尔森是仰面着地的,但他左眼上方的头骨却严重受损。

“我敢说,这个血肿是唯一的证据,证明奥尔森博士在从1018A房间的窗户摔出去之前,可能被人或器械猛击了头部。”斯塔尔斯总结道。后来,他更加强调:“我认为,弗兰克·奥尔森是被有意、蓄意、恶意扔出窗外的。”

除了进行尸检,斯塔尔斯还采访了与案件有关的人,包括戈特利布。两人于周日上午在弗吉尼亚州戈特利布的家中会面。斯塔尔斯后来写道,这是“我进行的所有采访中最令人困惑的一次”。

斯塔尔斯写道:“我壮着胆子问他,他怎么能如此鲁莽和傲慢地用LSD进行‘深溪小屋’实验,伤害这么多手下人的生命。他毫不客气地说,‘教授,你就是不明白。这个国家的安全掌握在我的手中。’他没有再说什么,也不必再说了。我目瞪口呆,也没有反驳。手段-目的论的寓意非常清楚。拿不知情的深溪实验受害者的生命冒险,只是为了更大层面上的利益,是保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

奥尔森的家人在1975年接受75万美元赔偿时已签字放弃了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所以他们不能起诉CIA。尽管斯塔尔斯的报告和其他发现让埃里克加深了本已强烈的怀疑——他父亲的死存在幕后黑手,但他无法证明。意识到这一痛苦的事实后,他和弟弟决定重新安葬父亲的遗体。2002年8月8日,在重新安葬的前一天,他把记者叫到家中,宣布他对父亲的遭遇有了新的结论。

他宣称:“1953年11月28日弗兰克·奥尔森的死亡是谋杀,而非自杀。这不是1975年呈现给世人的那样单纯的LSD药物实验, 而是关于生化战的事件。弗兰克·奥尔森并非是由于在实验中经历了“糟糕体验”而自杀。他之所以被害,是有人担心他会泄露20世纪50年代早期CIA的绝密审讯项目,以及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化武器的信息。”

2017年,曾调查过奥尔森一案并一直对此感兴趣的纽约退休助理检察官斯蒂芬·萨拉科(Stephen Saracco)第一次来到奥尔森身亡前居住的酒店房间。萨拉科环顾房间,提出了一个问题:奥尔森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萨拉科总结道:“如果这是自杀,那将很难达成。这起案件存在他杀的动机,因为他知道冷战最高层、最黑暗的秘密。如果美国政府认为一个为CIA和军队工作的科学家是个安全隐患,他们会杀了他吗?肯定有人会说:‘必然。’”